坐在北京最后的挂历店，见时间撕掉了40年

“你知道什么叫‘白扯’吗？

扯着扯着，日子就过去了。”

在北京黄城根附近，向任何一个老炮儿打听“挂历店怎么走啊？”，他们都会以十足兴致回答你：“是内（那）老头儿开的吧？您就沿着西黄城根北街一直走，路边儿就是。”末了还要加一句：“嗐，这年头，谁还去买挂历啊？”

从地图上看，黄城根北街四周坐落着故宫、西单、金融街和北海公园，清一色是著名景点，而黄城根北街37号——挂历店的所在，在地图上却搜不到。

耐着性子一路打听，2小时后，我们终于在一溜儿灰砖土瓦的四合院平房堆里找到了37号。门口挂着两个红灯笼，没有门脸儿，最显眼的是一个崭新的红纸板，上面印着6个白漆大字——“金大爷挂历展”。

下午4点多，大门紧闭，店主金安光不在。一位老邻居碰巧路过，招呼了几句：“他这儿没什么生意呀，来了也就是坐着玩儿。”

沿着狭窄的巷道往里走，满墙的手写纸板十分醒目，“挂历台历，正常营业”，“挂历、文具、百货、手机线、日用杂品”，处处彰显着主人的存在感。黑色的墨汁早已浸出了边儿，纸板也微微泛黄，告诉人们世事沧桑尽在眼前了。

每块纸板的底下都附有金大爷的电话，每3个数字间还都贴心地画了分隔线，生怕拨号的人看花眼。

我们打通了大爷的电话，约好一周后见。

在皇城根，挂历店的指示牌常常引来路人侧目。

一

金大爷的挂历宇宙

时值盛夏。今年已过一半，明年还有半年才来，前后都不是买挂历的时候。

见到金大爷时，挂历店的门脸比上回“隆重”多了——知道我们要来，他特地把2块喜庆的纸板拿出来，上面写着“欢迎光临”“中国挂历文化博物馆”的字样，旁边还衬了好些巴掌大的红皮日历。

电视机也被搬了出来，画面里循环播放着中外电视台对他的访谈，引来路人的纷纷侧目。电视柜上，一个红色箭头极其醒目，直指胡同里的挂历店。

在我们到店里之前，大爷认认真真地布置了一番。

这是一家相当international的挂历店。

大概是从监控器里看到我们来了，金大爷隔老远就出来迎接，但一看我们才来3个人，他表情略有失望：“那些北电的学生来给我拍纪录片，好家伙，呼啦一下来十多个，拍出来全拿一等奖。”接着又说，“央视的也来过，他们拍完我，又去了非洲、美洲和欧洲，一去就是五六个月，厉害着呢！”

说完，大爷不停邀请我们去门口坐着看他以前的采访视频，还找来一块大泡沫板盖在电视机上，生怕临近中午的阳光把它晒坏。

大爷在调试电视机。

挂历店不大，里外两间加起来约摸20多平米，仅容2个人并排通过。眼见之处，尽是各种比我岁数还大的挂历：80年代多见名家字画，90年代则是“共和国缔造者”系列的巨幅领导人画像。

五六十年代的也有。“那都是我们的父母辈了！”我们好奇地翻看着，不时发出惊叹。

进入金大爷的店里，仿佛就进入了一个挂历宇宙。

目之所及，全是和挂历有关的元素。

40年来，挂历图案不停在变化，新样式层出不穷。

据金大爷介绍，五六十年代的挂历以手绘画居多，大多表现人民公社和劳动模范的生活，常见的有身穿对襟上衣、肩膀扛枪、在田间地头面露微笑的妇女形象，以及包着头巾的女子接受白大褂大夫号脉的情景，当然也不乏样板戏经典——革命京剧《红灯记》里的镜头。

一副1954年的“挂历”，当时还兼具了工作记事的功能。

店内最古老的挂历来自1942年，彼时挂历刚出现不久，前身是月历牌。

革命语录也一度时兴。一副1967年的挂历上就写着“一定要解放台湾”；而在另一副“1965年历书”的封皮上则印有“人民公社万万岁”字样。

图为1950年代的挂历（右滑查看更多）。这个时期的挂历很少对内发行，大多对外赠送，承担外宣功能，有时是中英对照，有时甚至全是外文。图案离不开建设成就、祖国风光、电影剧照等。

六七十年代，挂历上常见标语（右滑查看更多）。

1970年的挂历，多表现工农生活、革命题材。

到了风气渐开的八九十年代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在一众领袖、风景图中，美女挂历杀出重围。

率先登上挂历封面的是当红的电影明星们，大爷的店里，有笑颜如花的晓庆阿姨，也有1984年首播的《红楼梦》里扮演林黛玉的陈晓旭；紧接着无名美人也开始走俏，尤其是80年代末，大尺度泳装美女成了店里的头牌。画面也不再只是大头特写——展示女性身体线条的挂历封面开始走俏。

同一时期，能与“大美妞儿”拼销量的就只有世界名车了，回忆起来，印有兰博基尼康塔奇、法拉利特斯塔罗萨等世界名车的系列卖得最好。

关于这个现象，金大爷觉得很好理解：1949年以前，家家户户挂的是月历牌，印制粗糙，款式还单一，不是福禄寿就是大胖娃娃抱个鲤鱼的图案，且一律红绿配色，谈不上美观，主要“讲求实用”。改革开放以后，月历牌逐渐发展成挂历的样式，加之新的向往不断从缝隙中冒出——豪车、美女、地标等摩登玩意，自然就成了装点家居的佳品——往通俗了讲，就跟饿了好久突然上菜一个道理。

改革开放后，时装模特封面的挂历曾风靡一时。（右滑查看更多）

1980年代的挂历。彼时旅游的概念在普通家庭还不常见，印有名山大川和风景名胜的挂历能满足人们看世界的愿望。

1991年，中央电视台台柱登上挂历封面。

1993年，伟人画像挂历风靡一时。

进入21世纪以后，老百姓钱包鼓了，早已触手可及的汽车、美女逐渐过时。书画、花卉、风景、生肖、伟人、福字反倒成了常青款。

在一份印着“抓革命，促生产，促工作，促战备”的挂历上，金大爷用5个小夹子固定住边角，防止卷角和损坏，还有一些挂历被包上了透明的塑料皮。成百上千的日历就这么层层叠叠地挂着，一直通到4米高的屋顶。

“最老的是哪一年的？”我问金大爷。

金大爷努努嘴，手朝上方指去：“呐，你看那个小不点儿。”

顺着指向望去——与其说挂历，它更像一个小笔记本，12个月的月历被浓缩到一寸大的页面，更多的空间留给个人信息栏和记事簿，都是英文，“这是1942年的，我妹妹在美国给我收的。”

类似的特殊工艺挂历还有很多——我们在挂历墙旁边的小柜子上，还看到了一摞印了字的盘子。它们产自100多年前的美国，金大爷一把掀起后面的帘子，里头还有好几箱。

“10万我都不卖。”金大爷对之极为珍视，“实话跟你说吧，就在前几天，帮我收到这些盘子的人走了，50岁，在美国突发心脑梗。”

印在碟子上的挂历

木刻挂历

来的客人不同，金大爷会为他们介绍不同年代和主题的挂历。

怀旧的老年人爱买伟人挂历，天安门、鲜花、红背景等元素不可缺少；知识分子喜欢泼墨山水、工笔花鸟，齐白石、张大千等名家之作是首选；如果是新婚小夫妻，则推荐买宝宝挂历，寓意早生贵子；家里有孩子的话，可以来个书法挂历……

“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，人的层次也不一样，有的人就想看看日子就完了，那就挑本最便宜的5块钱带走，但有的人就偏要大气的，要1.5米x1米的。”

如无特殊需求，金大爷一般给客人推荐最简单的家用样式。

让金大爷印象颇深的是一位加拿大华人。每年过年，他都要来店里买上几十本挂历，送给旅居各国的华人朋友，“他说代表华人同胞对我表示非常感谢，还说让我把店坚持开下去”。还有位“正部级干部”，92岁了，“每次来都开着红旗车，带着警卫，一年来我这儿两趟！”金大爷颇为自豪。 

当我问到顾客里有年轻人吗，金大爷却不耐烦了：“年轻人都不需要！都有手机了，还需要什么？！”

宝宝挂历流行过一段时间，但进入21世纪后就鲜有人问津了。

二

如此“挂历”三十年

金大爷的一天通常是两点一线，往返于家和挂历店之间。

夏天的北京，5点半不到天就蒙蒙亮了。金大爷通常会趁着早晨的清净，独自出门遛个弯儿，然后赶在8点前带着早饭回家，吃完早饭后督促老伴儿吃药。

两顿饭的中间，金大爷会来店里待上一会儿。大多数时候，小店并没有顾客登门，他便独自一人在店里转来转去，寻思着怎么把店里收拾得更好看：“你们来之前，我专门打了新的柜子，下次再来的时候，保证墙上又是一批你们没见过的新挂历。”

金大爷在店内，烟不离手。

掰掰指头，他已经和这些挂历纸度过了40多年。

1962年，金大爷还是年轻小伙，16岁进了“二汽（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）”工作。搁那会儿，这可是个人人羡慕的铁饭碗，结果有一次，他的手指在机械事故中受伤。“你看，现在小拇指还短一截儿呢。”说起旧事时，他伸出左手给我看。

恰逢1978年改革开放前后，家里人顺着大潮做起了小生意，“就卖‘轻松方便’的挂历和图书”。工作中断后，弟弟妹妹干脆就邀请金安光一起做买卖，卖出1本就给他1块钱。

“当学徒工的时候，一个月才16块，3年后转正能拿38，表现得好，4年后能拿42。”金大爷一口气报出一串数字，没多久，他便办了“内退”，摇身一变成了中国第一批个体户。

金大爷和顾客讲起当年，下排的门牙早掉光了。

改革开放初期，走在路上都能踢到发财的机会，金大爷曾跟《北京晚报》回忆过，那会儿大街上全是做生意的，开饭馆的、开旅店的、卖工艺品的、搞装修的，“能挣钱的都出来挣钱了，谁愿意受穷啊？”

八九十年代，挂历热潮兴起，金安光也撞上了这样的机会：“（卖挂历挣到的钱）让我太知足了。”

记得不是1978还是1979年了，小店在平安里开张，金安光给它起名“京华书店”，挂历还不是主营业务。那会挂历还是个奢侈玩意，“将近10块钱一本”，而大家的工资“一个月也就三四十块”，因此在普通老百姓家里还很难看到。

到了80年代中后期，北京城里很多收益好的单位会在春节前夕花公款买挂历分给职工，加上“美女挂历”大火，挂历逐渐成为百姓们喜爱的年节礼品。朋友见面、上门做客，讲究捎本挂历，为了让老师多关照孩子，家长也会买本挂历送老师。

“没有本挂历，不叫新一年。”家家户户达成了这样的共识。在没有智能手机的提醒的年代，人们全凭墙上的一纸挂历计算着年月；每逢岁末，郑重地换上一副新挂历，旧的一年才算是翻了篇。

与上个世纪的挂历相比，2004年的挂历款式和装帧都有了明显的变化。

“八九十年代，日历印刷厂是国营事业单位，属于北京的各个出版社、彩印厂、电影印刷厂和书店。”金大爷回忆。

临近9月和10月，印刷厂的机器便昼夜轰鸣赶制，北京城的挂历也摊一个接一个支了起来，光是一条街上就开了三四家挂历店。1990年前后，金安光从印刷厂进货，“拉回来一车，恨不得没卸完货，就都卖出去了”。他盘算过，1年卖1万本不成问题。

邻居赵大爷对当年的盛景仍记忆犹新：“至少三四十年吧，生意一直好到脱不开身。”他今年86岁了，头上仅剩几根黑发，已经记不清和金安光互为邻居了多长时间了，只记得“以前吧，挺大的那纸箱”，他朝我比划着，“好多箱，都装着挂历，一车一车地发走”。

金大爷把中外报纸的报道都悉心裱了起来。

这样的光景一直持续到90年代末。这些年间，挂历的价格没怎么变过，从十多块涨到二三十元，人们的收入不知道翻了多少倍，挂历却卖不动了。

1996年，北京市下令禁止公款买挂历，单位不再大批量订购挂历，金安光发现，店里“生意不好了”；挂历的热潮悄没声儿地褪去，北京的印刷厂眼看挣不了钱，渐渐地也就做不了。

“全搬家了，北京不让开这种污染环境的工厂，都搬到广东去了。”金大爷重重地叹了口气，白烟圈罩着他的脸。

之后，“京华书店”的书也卖不动了，“当年可是畅销书啊，现在全变旧了”，他尝试过将店面劈成两半，一半专卖文具，但无补于事。

在一次次“升级改造”中，出售的东西变了又变，但挂历却始终占有一席之地。

千禧年到来，街道改造，位于平安大街的“京华书店”面临拆迁，金大爷蹬着三轮车，一趟趟地把挂历运到黄城根的新店址，那是他老伴原来的家，有两个门脸儿，挂历一摆出来，过路的人都能看见。

前几年，胡同也改造，好不容易张罗开的门脸儿被水泥糊上，附近的店铺陆续关门，但金大爷不肯。

由于“开墙打洞”，挂历店原来的临街大门被封。

儿子理解不了他——这生意一年就做一回，挣不着几个钱——“像街坊邻居一样把房子租出去多好啊？”城管也不时上门劝说，让他别在这开店了，他不听。

为防城管上门骚扰，这位连微信钱包提现都不会的七旬老人在店里装了n个摄像头，从胡同口到进门，一个死角也不留。

40多年后，挂历不能再给他带来“太知足的收入”，却成了他放不下的执念。他甚至给出了一个夸张的形容：“挂历就是我的生命。”

它们就这样雷打不动地挂在墙上，见证了时代变迁；那些印有俄语、英文的外国挂历跨越了100多年的岁月，承载着世界各地不同人家的故事，最终也来到金大爷的小店里，被他小心翼翼地抚平、擦净，裹上包装膜，挂在墙上。

大爷翻看着自己收藏的挂历。

每天他会来挂历店坐上一会儿，有时候是两三个小时，有时候是几十分钟。

他最舍不得的是那些老顾客，有人从中年时开始从这儿买挂历，现在已经年逾古稀；有人搬了家，一到年底，定会坐着2个小时公交回来买；在留言薄上，有位署名为中财老师杨庆鄂的写道，过来是为90岁的老爸买挂历。

大爷店里有本留言簿，很多顾客写下对大爷的祝福，还表示“明年再来”。

“每次到店里，就感觉时间没有流逝，人们还没有走啊。”

唯一的变化是脚边多了一条无名的狗，那是前几年，附近几个孩子送过来的小流浪，金大爷给她取名“黑妞”。黑妞不喜叫唤，总是趴在他脚边，静静守着。

三

“扯”着“扯”着，日子就过去了

我们在挂历店待了大约4个小时。期间没有一个顾客。城管倒是来了一次，还没进门，金大爷就从监控上看到了对方，他的语气迅速上昂：“你来做什么？不卖给你！你走吧！”

前两年，媒体来采访他时，门口除了写有“挂历展”和电话的纸板外，还有一些更有人情味儿的留言牌，“中午吃饭，30分钟回店”，“下午停业半天，带老伴出门，明天开业，谢谢”。一笔一画，工工整整。

这一次，我们却没有看到。

“买挂历打电话”的告示倒是一直保留着。

他今年74岁了。和每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一样，每当我说完一个长句子的问题，他会明显地迟疑，让我再说一遍。有时我放慢语速，分拆成几个小短句，连续重复问上三四遍仍无济于事。

“嗐，说不清楚呀，这里面事儿多了去了，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，知道吗？”只有两个话题能够使他迅速亢奋，一个是照顾生病的老伴，另一个是不停上门劝说他的城管，前者让他疲惫又不忍心，后者让他愤怒。

他尤为关心我成家没有，北京人还是外地人。甚至在采访完后过了一周，我还接到他打来的电话：“什么时候再过来坐坐呀？没什么，就是有个男孩子挺不错的，30多岁。”末了又嘱咐：“有空来玩啊。”

大爷的背影

那天，我问他上一次卖出挂历是什么时候，他支吾着说不上话，过了会儿，才自言自语道：“我这是下半年的生意，你们要10月或者11月份来啊，那时候就有人开始买挂历了，买上几本送朋友、送留学生，或者自己带上挂历，去美国和加拿大看望孩子去，就是这样看着，看着。一年到头，买上一本挂历好好看看日子，这是咱中国的传统文化啊。”

临近下午1点，我们正准备离开，终于来了今天的第一个顾客，也是位上了年纪的大爷，挑挑拣拣，最后选了本最便宜的、带黄历的台历。

“20。”金安光说。

“我只有10块和100的啊！”对方递过去100元的钞票，金安光接过，回里屋翻找零钱，没有。

“算了算了，你先给10块吧，下次记得给我送来。”

“好嘞，谢谢您。我可能得下周再来了。”

来买挂历的老主顾

金安光目送对方远去，又走进里屋坐着，独自等待下一位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顾客。

“（今年）一年366天，我营业365天，就休息一天，那是大年初一，我领着我老伴儿逛庙会去。”金大爷没出过远门，家人说过多次要带他出去玩，广州、深圳、东南亚，他报出一串出游地点——这大概也是一个生在北京、长在北京，在北京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，能想到的最远的地方——但他都拒绝了，怕客人来了找不着他。

“我哪儿都不想去，也不打算出去了，就守着挂历。”

无论客人要什么样的挂历，金大爷总能第一时间从层层叠叠的挂历堆中翻找出来。

“你知道什么叫‘白扯’吗？”他问我，见我摇头，说，“刚才卖出去的那本就叫‘白扯’，你看那白色的日历纸，一天一张，今天过了，就扯一张，明天过了，又扯一张，最后来就越扯越薄，这一年就完了，明白吗？”

这话让我想起2015年的一篇报道。那时，大爷也许还没老到记不清开店的具体年份，他对着当时来采访的北京青年报记者说：“老人早上撕一片日历，是在告诉自己，自己又活了一天。”

不少老主顾是这么和他说的：“我年年都来这里买你的挂历，要是哪一年年根儿我没来，老兄弟，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吧？”

参考资料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[1]2018年，《北京晚报》，《这家小店承载一代北京人记忆，店主经营40年梦想能开挂历博物馆》

[2]2019年，《北京青年报》，《京城最后的挂历店一位老北京的坚守》

[3]《健康之友》，《有一种怀旧叫挂历有一家小店卖回忆》

[4]2015年，《中国青年报》，《金安光：卖挂历》

文  陈明辉  |  摄影  李晶  |  编辑  简晓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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